一名作家的視野有多大，決定了他筆下的人物能夠走多遠；作家站得高，他塑造的人物就看得遠。全球化背景下，我們要突破對軍旅文學的功能碎片化、功利化的理解，為塑造國家形象、軍隊形象貢獻力量，就應該從主陣地和話語權的高度，調整文學觀念和創(chuàng)作理路。

首先要以更大坐標講好軍旅故事，著眼全球視野下的文化書寫，向歷史礦藏的深層掘進。軍事非虛構敘事要勇于承前啟后、突破前人，使作品不單是學習英雄的教科書，還有對歷史、戰(zhàn)爭和人性的深刻追問，以期在更大范圍內獲得尊重與肯定。這方面，老作家徐懷中先生鮮明地提出文學要寫“人之常情”。他之所以能夠與時俱進，登高望遠，直到晚年創(chuàng)作仍顯睿智通達，別有情懷，正是得益于思想的深邃與情懷的博大。徐懷中在長篇非虛構作品《底色》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(jié)：半個世紀之前，他作為“中國作家記者組”組長赴戰(zhàn)地采訪，親身經歷了難忘一幕——在漫天硝煙戰(zhàn)火中，一位敵軍將軍深情地吟誦起中國的唐詩：“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(zhàn)幾人回？”那一瞬間，人類亙古不變的共同情懷，超越了民族、語言與時空，讓徐懷中心弦顫動。文學所要捕捉、建構并傳達的，不正是這種人類共通的思想和情感么。

筆者2010年創(chuàng)作出版的歷史非虛構作品《天朝向左，世界向右》，就嘗試立足于近代中西方激烈交鋒的十字路口，通過那些主導國運民生的風云人物，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、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、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等人的對比分析，透視近代中國迷失落伍的深層原因，剖析大國興衰的關鍵節(jié)點，盡可能地為今天的中華復興之路尋找寶貴的歷史鏡鑒。

其次要以融合創(chuàng)新提升敘事境界。非虛構敘事雖然屬于“寫實的藝術”，但更需要“藝術的寫實”。文藝創(chuàng)作中的很多敘事技巧不但適用于虛構作品，也適用非虛構作品。軍事非虛構敘事不僅應該“跨文體”向小說、戲劇等其他藝術體裁學習，還應跨門類、跨文化地向電影、電視劇，尤其是國內外優(yōu)秀的紀錄片學習。紀錄片是一種典型的非虛構藝術，很多形式與技巧完全可以與文學創(chuàng)作置換互用。比如英國廣播公司推出的著名紀錄片《人類星球》，編導往往用短短的三五分鐘，就把一個故事講得搖曳多姿，片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。紀錄片在非虛構敘事的藝術探索中，早已一騎絕塵，達到了很高的境界，可以給文學創(chuàng)作提供許多借鑒。

再次要以深廣體察介入軍營現實。如果把軍事題材非虛構作家的綜合素質比喻成一個長方體的話，這種體積的計算公式應該是：作家綜合素質=長（對特定領域研究的擅長）×寬（博古通今的知識面）×高（俯瞰世界的高度）。

一位優(yōu)秀的非虛構作家，不僅是一位技藝精湛的“劍客”，還應該是一位十八般武藝樣樣皆通的“俠客”。美國著名作家瑞恩，如果沒有專家級的軍事素養(yǎng)和博大精深的知識儲備，無法想像他能夠寫出氣勢恢宏的非虛構文學經典《最長的一天》。創(chuàng)作這本20萬字的書，瑞恩用了整整10年時間。他閱讀了浩如煙海的報刊，研究了大量文件檔案，與3000個戰(zhàn)爭幸存者取得了聯系，并親自采訪了其中的700人?？梢哉f，瑞恩首先是一名優(yōu)秀的學者，然后才是一名杰出的作家。

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為他心目中的理想史家開具3個條件：史才、史學、史識。民國史學大家錢穆則在《史學導言》中用“史心”一詞名之。正因有了這種研究歷史的公正之心，才能鍛煉出自己獨有的史識、史鑒和史膽。在此基礎上，軍事非虛構作家還應該具備強大的行動性和介入力。余戈為創(chuàng)作《松山戰(zhàn)役筆記》，去騰沖抗日戰(zhàn)場實地考察測量當年的戰(zhàn)壕、工事乃至彈坑，這需要投入多大的熱情和精力？他的“微觀戰(zhàn)史系列”可以說是用雙腳丈量出來的。

世界上各支軍隊之間的決戰(zhàn)豈止在沙場，更多的碰撞是發(fā)生在沒有硝煙的文化戰(zhàn)場上。信息化時代，軍旅文學的生存空間、表現手段和傳播方式發(fā)生了許多新的變化，創(chuàng)作主體迫切需要跟上改革強軍的步伐，以全球化視野反思檢視自身的經驗得失，賦予軍事非虛構敘事以新的時代內涵，提升其內在藝術張力和外在傳播影響力，從而突出重圍，在新一輪軍事文化競爭中發(fā)出強悍有力的聲音。

（《解放軍報》2016年10月11日 11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