增強“可聽性”是打造經典之作的必由之路

進入21世紀，長征題材音樂創(chuàng)作運用了更專業(yè)的作曲技術和更現代化的舞臺表現手段，作品體裁多樣、風格多元，但社會影響力卻遠不及從前，其中原因值得反思。

唐建平的民族管弦樂《長征序曲》、劉文金的二胡協(xié)奏曲《雪山塑魂》、關迺忠的合唱打擊樂《婁山關》、王丹紅的民族管弦樂《紅色征程》等作品，寫作技術非常專業(yè)，但社會反響卻相當有限，這也是當代音樂創(chuàng)作的共性問題。2006年，部隊專業(yè)文藝團體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創(chuàng)演的兩臺節(jié)目很有代表性。一臺是原總政歌舞團的大型演唱會《紅旗飄飄》，印青、劉青、張卓婭等作曲家創(chuàng)作了《飄動的篝火》《七根火柴》《九個炊事員》等17首歌曲，既有全景式描寫也有具體人物形象，既有主觀視角也有客觀評述，既有歷史角度也有當代目光，音樂風格和表演形式也比較多樣；另一臺是原總政歌劇團創(chuàng)演的歌劇音畫《山水回聲》。這兩部舞臺作品凸顯了軍旅音樂特有的“戰(zhàn)斗性”和“群眾性”特點，在部隊反響很好，但若論社會影響力也遠未達到《長征組歌》的水平。

面對革命歷史題材，該用怎樣的藝術形式和音樂語言引發(fā)聽眾共鳴，怎樣在“思想性”“藝術性”的基礎上提高作品的“可聽性”？我以為，前述《長征交響曲》的創(chuàng)作經驗值得借鑒。另外，《長征組歌》成功的3個原因看似平淡無奇，其實是藝術創(chuàng)作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則。在文化藝術空前多元的當代中國，如何找到長征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契合點，用群眾喜愛的藝術形式和傳播途徑把長征的火種播撒在他們心中，是文藝工作者需要沉下心來思考的問題。?

可喜的是，7月1日在國家大劇院首演的大型歌劇《長征》（編劇鄒靜之，作曲印青）便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作為一部題材重大、體量龐大、人物眾多的綜合藝術作品，《長征》既體現了戲劇性、交響性、抒情性交融的歌劇特性，又實現了史詩性、民族性、革命性的統(tǒng)一。作者充分尊重當代中國人的審美需求，用抒情性、戲劇性與軍旅風格兼?zhèn)涞脑亣@調，符合漢語音調邏輯的“中國式宣敘調”，以及多首富有軍旅特色的大合唱，成功地塑造了以彭政委、平伢子、洪醫(yī)生等為代表的紅軍形象，藝術地再現了長征歷程，弘揚了偉大的長征精神。該劇首輪演出便已產生了非常積極的社會效益，相信經過不斷打磨，歌劇《長征》將成為21世紀初年長征題材音樂作品中的經典。由此可見，只要創(chuàng)作者抓住時代審美特征，切實增強“可聽性”和“傳唱度”，就一定會創(chuàng)作出觸動靈魂、直抵人心的藝術精品，唱響長征精神的不朽傳奇。